我的判断和选择
还记得我年第一次参加论坛的时候，正赶上万科经历自己的历史性时刻——大股东从深圳特发公司变更为华润集团。这次变更在学界引起争议。简单说，你王石早就是第二大股东了(注：年股改后，公司40%的股份归属创始团队)，国有大股东现在同意转让股份，团队不努力当第一大股东，相反把机会给了另一家国企，为什么?追求清晰的产权，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不就是你王石的理念吗?这是争议点。记得当时在这里参与讨论的，有我非常敬重的几个经济学大家。我跟他们解释：做出这个决定，是我的个人欲望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果。什么是个人欲望?就是把万科做成中国有影响力的现代大公司。什么是中国国情?历史传统就是国情，几千年来不管什么类型的政府，都认为要牢牢控制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比如盐和铁，必须由国家掌握。支柱行业官营，是一项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
那房地产是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我的判断：是，所以，民营企业想做到很大，同时又拥有企业，我自己觉得把握不了。所以我的决定是，找一个更适合万科的国企当大股东，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我认为，只有走这条路，万科才能做大做强。这是我的选择，没有对错，无关道德。之后万科的命运怎样?很多人知道，万科历史上有两次股权之争，一次是“君万之争”，一次是“宝万之争”，都是“争”，我王石在争什么?争的是，万科选择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是否能够延续。很多人说，这是一条很难平衡的崎岖之路。这么说有道理，这条道路当然有风险：比如大股东是国企，一旦发生人事变动，会不会影响到万科?20年前就是在亚布力，我和教授们讨论，有人就担心华润进来，将来可能会爆发人事风险。事实上，我们很幸运，开始的15年都很平顺，华润管理层虽然几经变更，而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万科的经营规模从不到70亿，到跻身为世界强。做成大公司的梦想实现了。15年后，万科又面临选择，大股东从华润变为深圳地铁，也是基于之前的路线：万科要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三年前我从万科退休，疫情爆发后，我们把企业股资产一次性捐给清华大学(注：用于建设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对我来说，算是给当年的决定划了一个句号。从制度设计上，三年前交班给郁亮团队，三年过去了，郁亮团队非常棒!当然，还要把时间拉到更长，要看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郁亮团队的接班人，能不能按当年路线走下去，而且走得平顺，才敢说成功。交给时间吧。·2·致敬有智慧、勇气和担当的特区改革者
我经常说，能平平安安走到今天，固然有个人的努力，但主要是运气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但你不要觉得“时代”这个词太远，时代会造就优秀的改革者，而改革者和个人命运又紧密相连。年我到深圳创业，两年后的年，就面临一次艰难考验。这里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实行汇率双轨制，简单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差距较大，如果你搞到外汇额度，就可以拿人民币按很低的官方价格换外汇，再拿外汇到市场上，用很高的价格换成人民币。这样一倒手，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当时叫“倒卖外汇”。万科不是这样的。我们做的是贸易，主要是进口电教设备，很多广播电视大学、电教中心，都从我们这里进口，进口需要外汇，就只能用人民币调剂外汇，再用外汇换人民币，那这是“倒卖外汇”吗?政策有不确定性，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如果被定性为“倒卖外汇”意味什么?据我所知，有人已经拿着逮捕证到深圳了，只要跟市政府打个招呼就能抓人，要抓一批人。幸运的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明确表态：不同意抓人。他的表态让我免了一次牢狱之灾，通俗话说我遇到了“贵人”，遇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政府领导人，遇到了一位有担当精神的改革者，当企业因为政策不确定，面临高风险的时候，改革者站出来了。其实我跟梁湘非亲非故，见都没见过。再举一个例子，年政府发红头文件，鼓励企业股份化改造，万科当然想改造，但上级强烈反对。反对理由很简单：你王石平时就像个孙悟空，我%控股都管不住你，再搞股份化，不就跳出如来佛手心吗?所以坚决不同意。我简直是走投无路。没办法，硬着头皮去市委市政府找领导，用今天的话这叫“越级上访”，当时的书记是李灏，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办公室很小，书记穿了件毛背心，正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练字呢。我耐心地讲了20分钟，他听完把毛笔放下说，“小王啊”，那时候还是小王，“小王啊，你还是年轻啊，办什么事啊，不能着急，你做的事非常好，但急不得啊!”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什么叫急不得?我快被人“掐死”了，能不急吗?书记不紧不慢地说，“你跟我说这些，无非是想让我打个电话，让秘书交代一下，帮你解决了，但政府运作不是这样的，我下面管的是局部委，再下面才是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下面才到你那，我要是越过这么多层级打电话，政府系统就乱套了。”说完让我先出去，感觉像被轰出去一样。过了20分钟，秘书出来了，我清楚记得秘书姓唐，唐秘书告诉我，书记交代他，遇到什么改革难题都可以找他，但不要来市委，你可以找个餐厅、茶馆，总之是安静的地方，不要让人看见。我很高兴，第一，知道有困难找谁了，第二，有点像“地下党”啊!后来我知道，书记支持股份制改革，但他的方法不是直接干涉，而是让我把各方约来一起谈，在沟通过程中发挥政府的影响，既能减少阻力，也能凝聚共识，如果强行介入，等于把我放在火上烤。这就是改革者的智慧，既要推动和落实改革，又要避免发生震荡干扰改革，同时保护了年轻的创业者“小王”。大家说，故事精彩不精彩?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媒体让我谈体会，我说第一条是领导支持，20年之后你再问我，依然是这句话：第一条，是领导支持!你可能会说，你王石平时总说制度制度，怎么突然把“人治”放这么高位置?首先，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真实的历史，万科走到今天，按传统说法，就是有“贵人”相助，当然20年前采访我不可能说这么细;第二，人治和法治是宏观概念，进入到微观领域，往往会因为某个领导，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这也是事实。历史越久远越清晰，你越往历史深处观察，越会发现优秀的改革者有多可贵!对这批有智慧、有勇气、有担当的改革者，要不要给点掌声?时势之下，英雄有其特点
·3·企业家接受过挫折、吞下过委屈
听着比较严肃，我讲点轻松的故事。开头我讲了和经济学家对话的故事，其实之前我发生了一次意外：滑雪时摔了个大跟头，倒地之后右手下意识着地，接着就是巨痛，但我太“贪玩”了，还接着滑!因为好不容易来一次，20分钟就下场太可惜了。接着滑了多久?三个小时!停下来我就受不了了，疼得直冒冷汗，脸色煞白。医生过来用手一摸，就摸出骨头渣了，说你大拇指脱臼，这里没法处理，事后我知道有一个部位，发生粉碎性骨折。他问我怕不怕疼?你知道我怎么说吗?现场观众：不怕!鬼啊，什么不怕!疼得都受不了了，我说当然怕!医生说给你打止疼针吧，医院，雪场的条件太简陋。但基于野外生存知识，我知道脱臼之后要迅速复位，而且越快越好。我跟医生说，虽然疼，但你得先给我复位。医生就下手了，我“嗷”地大叫一声，跪在地上。脱臼的大拇指算是复位了，但没有石膏，就找了一个勺子当夹板。所以，在教授面前演讲的时候，我手上还带着一个勺子，那个张牙舞爪的场面一定很劲爆。故事还没完，做完演讲我回到哈尔滨，医院打上石膏，立马又往长春赶，因为万科要进长春，已经约好了见市长。问题又来了，你是万科董事会主席，打着石膏跟残兵败将一样见市长，太给公司丢脸了。我跟助手说，给我找把剪子，把绳子剪了，石膏也不要了!就这么去，再疼也得装得若无其事。所以，我和市长握手时，伸出的是左手，医院又把石膏打上。大家说，这么拼是不是企业家的特点?我再问大家，20年来亚布力的老面孔、新面孔，哪个不是这么拼过来的?只有比我更拼!拼搏，不仅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改革开放从开始到现在，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前仆后继，没有这么多人为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一切，为发展，个人一切都无所谓的勇气，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是今天的样子。而既然选择当创业者、当企业家，大浪潮中，个人就难免要经历各种挑战、委屈，甚至坎坷。比如张文中先生，事后证明他遭受了无妄之灾，后来被平反，担任亚布力论坛下一任轮值主席。改革者、创业者、企业家的生命之路难免有各种挑战
我还很怀念亚布力创会理事之一刘晓光先生，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企业家，以环保公益为理念的企业家组织阿拉善SEE，就是他发起成立的，他带着我们一帮企业家去沙漠种树。晓光没有牢狱之灾，但受到一些牵连，事后证明他也是无辜的，但谁能体会那种要进去、不进去、不进去、要进去，不止一次反反复复在牢狱门口徘徊的煎熬?谁能体会那种对人身心的折磨?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都很难过，很多心境我也经历过。这些年我有个习惯，只要有机会就找机会去监狱，看望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我希望给他们一点安慰。但尽管有各种不平顺、不如意，人们依然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给了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既然走上舞台，作为企业家只能要求自己：把握好底线，即使发生不幸，心底也是坦然的。·4·祝福企业家有安心的氛围
当然，我们感谢改革开放时代，不等于不对时代提出要求。我想说的是，能给企业家营造安心氛围的社会，一定是更有未来的社会。接下来想谈谈深圳这座城市。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这背后是有故事的。年华大基因一战成名(注：国内首先破译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之后归到中科院下属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年他们准备离开北京，找一个城市发展，我知道之后就找到汪建老师，我说建议你来深圳。他说，我两眼一摸黑，在深圳没有关系啊!我说，我跟书记、市长也不熟，而这恰恰是我建议你们去深圳的原因，在深圳，你不需要和领导熟，只要你有本事、有创新、产品好，书记、市长会主动找你、支持你。汪老师信了。对企业家而言，深圳有简单、安心的营商环境
13年后，华大在新冠疫情期间，又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本身在深圳发展得也非常好。从这个例子你也可以看出，深圳能有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这里的企业家会安心。我强烈希望，全社会能营造一个让企业家安心的氛围，对企业家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些言词、一些创新，尤其要考虑到特殊的历史环境，能长远、宽容地看待。当然，如果触犯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看过一个标语，大意是“谁和企业家过不去，我就和你过不去”，这就走到极端了，不需要神化企业家，企业家首先要做守法公民，其次要有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5·“万事皆是序幕”
改革开放超过40年了，40年前，我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文明和富裕，几乎是仰视的;40年后，我们在心理上已经和欧美平视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仰视到平视，怎么面对和理解这个转变?我觉得：首先，说明我们比以前更自信，自信的背后是国运转变，这个转变弥足珍贵!其次，西方现在种族主义回潮，白人至上主义盛行，很多矛盾和问题比以前更尖锐，但客观地说，我们和他们依然有很大差距，还是该以谦逊的态度学习先进的东西。最后，就算我们将来更强大，也没必要去俯视别人，今天更没有必要。“自省”精神，“反求诸己”的精神，是我们文化很宝贵的品质。最后我想说，面对未来，尤其是疫情之后的风云变幻和不确定，我相信，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个阶层，一定能互相勉励、互相温暖、互相包容。我也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们有信心、有愿望跟着国家一起向前打拼!我更相信，我们古老的文明，一定能得到全世界人民发自内心的尊重。昨天主讲嘉宾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非常精彩，我用来做结尾：万事皆是序幕。谢谢。·6·提问阶段：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不同意
问：自律精神是不是成为企业家的必备条件？
答：我不是研究企业管理理论的，没有系统地思考过企业家标准的问题。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题，“自律”其实是个选择问题，那“天”指什么?是上帝、宇宙还是大自然?我去年出了本书叫《我的改变：个人现代化40年》，讲的是个人的改变，那“我”是谁?有两个“我”。一个是无意识的“我”，所谓“本我”，是你无法选择的。一个是有意识的“我”，所谓“自我”，是你能够选择的。更具体来说，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要吃饭、睡觉;不管喜欢不喜欢，性别你无法选择;不管怕不怕，注定你要死亡。这些都属于“本我”，就是“天”。虽然“本我”无法改变，但你愿意龟息大法，还是运动健身，这是你可以选择的，是“自我”，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你的生命状态。通俗说，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很多人问我还会不会再登珠峰，我说不去了，再去就是选择死亡方式的问题了。不登山就不死吗?还会死，但怎么死，你有选择和决定的空间。问：有梦想但社会环境不允许怎么办？
答：创业要有远大理想，是没错的，而理想和现实，往往会很遥远，那不妨先确定一个次目标，做一件和理想有点远，但一定能成功的事。
这有什么好处呢?一旦你成功了，就会得到鼓励，接着可以再确立一个跟理想更近的次目标，再成功，就再确定一个。我看到很多所谓的“大成功”，都是积胜为大胜的结果。这个意义上，我不大认同“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说法，我认同的是，连续不断地积累小成功才是成功之母。问：先创业还是先打工？
答：我建议还是先打好一份工。以前有人会跟我要求，能不能直接向我汇报。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领导太蠢。
当然，他在表达对我的欣赏，只是不欣赏我的部下。而问题是，你把我的部下都否定了，也等于把我也否定了，何况所谓的“蠢”，只是他的个人判断。我就告诉他，想当领导得先学会被领导，退一步说，就算领导真的很蠢，你在他的领导下还能做得出色，你就一定会非常出色。回到“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语境下，“天”就是领导，能由你说了算吗?是他说了算，这样的条件下，用什么态度工作，还把事情做成，有你的选择和空间。所以，过好“被领导”的阶段再去创业，成功概率可能大很多。问：今年是特别的一年，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周年，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又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请大家用一句话做寄语？
王石：无限风光在险峰。
来源：正和岛
序言丈夫这个稳定而可控的客体在自己身边，就心安了。只是，她的心安，同时伴随着的，是丈夫的不耐烦，和丈夫的失去自我。在这样一个历程中，她的能力和自我不断被激发被滋养，而丈夫，因只是她的陪衬，越来越萎缩。中国太多人的婚姻，就是这样的搭配。一个人，只是另一个人的陪衬，而这个陪衬，很难被看到，被尊重，相反会被蔑视，另一方很难意识到，这个陪衬究竟有何意义。当然，陪衬也有他（她）自身的问题，他们通常会是比较封闭的那个，缺乏足够的动力冲向外部世界，于是部分借助伴侣的动力，多少打开了一些。但整体上，他们会越来越失去自我，越来越封闭。她条件一直很好，最初不乏追求者，之所以选择丈夫这样的男人，有一个感觉极为关键。她说，当时觉得他好安全好可靠啊，他的人生一眼就能望到头。第一次听到有人讲这种择偶原因时，我很震惊，但后来发现，竟然有非常多的人出于这个原因选择了伴侣，并且，多位女性，说了和这位妈妈一模一样的话。男人做类似选择时，容易使用的语言是，她很单纯很听话很乖。如果你是因这样的心声而选择伴侣，那意味着，你的安全感很低，很惧怕失控，所以要找一个如惰性气体一样的伴侣，他的不活跃，让你觉得好控制。的确，其中很多人说，他们同时有更喜欢的对象可以选择，相比起伴侣来，他们更有激情，但也更难把控。一位女士就此说：你真没法预料，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第二天会发生什么。这一逻辑，开始是这样，以后也会延续。如此选择的人，势必会倾向于压制伴侣的自由选择，因伴侣的选择，只要和你想象的不同，你就会有不安，甚至由失控而导致崩溃感。。可以说，女儿什么都听她的，对她而言，是无比甜蜜的事情，而女儿竟然瞒着她谈恋爱，这件事，彻底摧毁了这种甜蜜，导致了她的痛苦与愤怒。显然，这位母亲，与女儿构建了病态共生的关系，女儿彻底顺妈妈的意，满足了妈妈全能自恋的需求，让母亲在这个共生关系里有了一种无所不能感，这份感觉成了她的自我核心感，而当女儿突然不听话时，她的这份无所不能感就被颠覆了，自我也破碎了，让她有了死亡感。针对这种现象，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创造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术语——自体客体。客体，指的是其他人其他事物，自体，指的是自己。那么，什么是自体客体？即，它是客体，但又像是我自体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养育过程是，最初，婴儿需要将妈妈当成他的自体客体，觉得妈妈和他在身体心理上是一体的，都是“我”的，如果失去妈妈，他们就会有可怕的自我瓦解感。在这位读者的家庭中，事情则变成妈妈将女儿当作了自己的自体客体。通俗的说法，就是当成了自己身体的延伸，而且，既然叫自体客体，那意味着我让你怎样你就怎样，否则你就成了一个“异己”了。这个女儿是25岁开始这场恋爱的，这位妈妈和她都说，在此之前，她们两人亲密无间如一人，但女儿偷偷地恋爱，撕裂了这个共生关系，女儿从此就不再是妈妈的自体客体了，妈妈由此有了自我撕裂感，于是想死，或者想杀死女儿，但这些都不好，那么最好是将毁灭欲投注到那个坏男人身上。所以，她转而控制女儿，用各种极端手段，不惜你死我活，就是为了恢复她发号施令而女儿言听计从的病态共生关系，好让这个共生自我重新复活。但如此一来，女儿的自我就被摧毁了。并且，这件事也让女儿心寒，她终于明白，对妈妈而言，听话是最重要的，这胜过她的幸福，甚至生死。所以，最终，两败俱伤，她与心爱的男人分手，让妈妈想毁灭点什么的这一意愿实现，但此后她远走高飞，以这种方式，彻底脱离了与妈妈的共生关系。看似惨烈，但已算不错的结果。有些人就没这么幸运，譬如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自杀，就是因为她的自我，被妈妈构建的共生关系杀死了。并且，我这位读者的妈妈是很爱女儿的，而杨元元的妈妈，我从报道中看不到爱，而只看到了无情使用。四川广元的这个家庭惨剧，直接逻辑是：儿子违背妈妈意志上网，让妈妈的脆弱自我崩溃了，她的自杀，并非胁迫，而反映了她真的就是这么痛苦。可更深一层的逻辑是：儿子之所以违背妈妈意志上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逃离妈妈与他共生的愿望，在网络中寻找一个自己的意志说了算的空间。病态共生的亲子关系，的确常有这种意味：太听话，孩子就被杀死了；但若不听话，父母就想死。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发明了“不含敌意的坚决”一词，他讲的是父母如何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也包括孩子想与父母共生的动力，其意思是，父母坚决地拒绝孩子，但无敌意。敌意即，我不会说你是错的；更不会说我因此就不要了；更更不会说，因此我恨不得杀了你！想脱离听话哲学的中国孩子，也可用此策略对抗父母：我不听话，并不意味着我恨你；也不意味着我不爱你；只是，我是我，你是你。即，一方面坚决地对父母的意志说不，同时又对父母传递爱意。但这个策略，估计只有很成熟的大孩子才能做到吧，对十几岁的少年，这要求太高。所以，若想真正消除病态共生带来的家庭悲剧，父母必须觉醒。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青春上面讲的事情都很极端，都要生生死死的，但听话哲学的危害，要比这些故事广泛得多，譬如听话哲学导致了一个非常中国式的现象：中国人普遍没有青春期。少年老成化，成人儿童化，这两者交织在一起，绞杀了中国人的青春。这是台湾学者孙隆基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的观点。我和很多咨询师同行探讨过这一观点，大家都很赞同。青春期有两个关键：活力，特别是性能量的绽放；自我身份感的形成。青春被绞杀，阻断了这两个过程，导致我们不能让活力与情欲绽放，也不能形成个性自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青春期既是性能量大爆炸时期，也是最叛逆的时期——对父母攻击性最强的时期。作为巨婴，又有孝道文化支持，中国的父母接受不了这两者的挑战，所以要压制孩子的个性发展。并且，这种压制不是在青春期才开始，而是从小就开始了，所以孩子少年老成。所谓老成，就是他自身的活力不肆意流动了，而特别懂得并照顾其他人的情绪，于是变得像老头一样了。孩子少年老成，其实是对巨婴父母的一种被迫的服从。但是，等从孩子变成了父母，就得到了可以压制孩子服从的绝对资格，这时巨婴的那种为所欲为劲，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出来了。而且你怎么对孩子，都被社会说成是教育，哪怕虐待甚至打死孩子，都可以被说成是“教育方式不当”。所以，所谓少年老成和成人儿童化，其实还是一个权力问题。让你弱，我才强？秦晖教授有一篇文章，讲战国时法家的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子的言论，我读的时候，被吓到了。这么容易就被吓到了，你真是一个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估计又有人这么感慨了。但拜托，把情绪欲望都灭掉的咨询师，是你的想象，而做一个情绪自然流动的人，是我的目标。为什么渴望一个把情绪欲望都灭掉的咨询师？从专业术语来讲，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绝对客体了，可以承受你的各种攻击而不还击，还可以被你利用驱使。从我喜欢的术语来讲，这是在寻找一个全能圣母，他心中只有你而没有他自己，于是就可以无限包容照顾你这个超级巨婴了。再换成中国神话的隐喻来讲，这就是在找彻底无毒的唐僧肉，小妖们吃一口就可以长生不老了。这样的角色，谁爱做谁做，但别给我下这个套。中国文化，就是在下这个套。且看看商鞅的言论。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慈父无孝子，智主无忠臣。农有余时，则薄厌于税。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处。任民之所善，固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政做民之所恶，民弱；政做民之所乐，民强。再看看韩非子的言论：足民何可以为治。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读书时一直同情这两个人，特别是韩非子，自然是瞎了眼，当然也怪大学前学的文化历史知识都是被阉割过的。秦国统一六国，嬴政成为秦始皇，依仗的，就是商鞅与韩非子这类“强国弱民”的思想。读完这篇文章，忍不住感慨：秦统一，是中国式噩梦的重要开始。商鞅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统一六国，难道不是一场地道的噩梦吗？商鞅的《商君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叫《弱民》，其中写道：政做民之所恶，民弱；政做民之所乐，民强。至理啊！但他还说：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这是什么鬼？这太可怕了吧！但秦国就靠这个思想统一了六国，以后的各朝各代，也是儒家为表法家为里的，一直是用商鞅的这种思想治国的。其实，儒家为表法家为里，不就是儒家思想教民众主动做弱民，而统治者则沿用商鞅这一套法家思想，这两者毫不矛盾。几乎是同时，在微博上看到另一件事：妻子以死相逼不与婆婆同住，男子租房藏母养九年。年，上门女婿刘相礼把母亲从老家接来家里，但婆媳闹得不可开交，妻子还以死相逼不同意老人在家住。为了家庭和谐，刘相礼只好租房供养母亲，并谎称已将母亲送走。9年来，他每天打3份工，保守着秘密赡养母亲整整9年。只看这段文字，相信无数人会感慨母亲不容易，孝子很伟大，同时开始怪罪这个“恶媳妇”。但点开新闻一看详细报道，就会发现事情真相是婆婆权力欲望太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在母亲龚兴珍的观念中，自己作为长辈具有绝对的主持家政的权威，因此儿子家里大小事，她都要管。而在媳妇赵宗翠看来，婆媳平等，加上婆婆是一个外来人，不应干涉家政。如果放在普通中国家庭，这是常见的段子了。但拜托，这是儿子倒插门的家庭啊，龚老太太还想主政？我一直反对大家庭搅在一起，但也说，如实在不得已要住一起，也是一种选择。只是，老人切不可有龚老太太这种心态，那真的会要人命，不是要自己的命，就是要别人的命。龚老太太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财产给了二儿子，跟他生活；让三儿子做了上门女婿。二儿媳厉害，控制着家里主导权，她被打压得很惨。被忽视的三儿子一心想孝顺，在爸爸去世后，把妈妈接了过来，结果一来，就要理直气壮地夺家里大权，三儿媳以死相逼才没得逞。然后好脾气的三儿子打三份工，偷偷给妈租房。这个故事，如果发生在皇宫，绝对是虐心狗血大戏啊。宠爱的孩子辜负了老人，被抛弃的孩子却孝顺忠诚。可以看出，虽然三媳妇有自己个性，可还是好人，所以不能像二媳妇那样直接做恶人——法家的强人，而把控住自家大权，于是用了自杀的方式来表决心。但我听了太多故事，还是为她捏一把冷汗。如果丈夫不在乎她的生命呢，那该会如何？龚老太太主导的中国式家庭，好像就是在培养两种类型的人：为所欲为的巨婴和全能圣母。被中国式宠溺的孩子，很容易成为巨婴，为所欲为，自私，以自己为中心；被严重忽视的孩子，易成为全能圣母，失去了主体性，并总想着去拯救巨婴。当然，圣母其实也是巨婴。在做这些思考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商鞅的治国逻辑，可能和龚老太太的治家逻辑，是一样的。执政者要弱民，自己才强。家中也一个理，父母要“弱”，自己才强。受宠的孩子不易孝，孝子常是被忽略的那个。即，受宠的孩子，自我就强，结果父母就弱了，而被忽略的那个孩子，自我就弱，而父母就可以强了。自己的命运剧本，已是难得。星爷当然也有变化。毕竟，比起《大话西游》，《西游降魔》有一个理念上的进步。前者中的魔性都是贪婪，后者中的魔性，则都如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说——“恨是爱而不能”。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心对我？！由此可以看懂，关键是，讨好者不相信有真情，所以看不到对方的真情其实真实存在，并且对方有自主意识，对他好，并不是他的讨好所致。写这篇文字，是因一个女孩，她将步入婚姻，却产生了如婚前恐惧症一样的各种害怕，她不断怀疑：他爱我吗？他对我的好，不是因为我讨好的结果吗？我值得他对我好吗……这个逻辑，可以延伸到很多地方。如用性感诱惑而建立亲密关系的人，会这么想；用金钱引诱别人的人，也会这么想；用权力压制或帮助别人的人，一样会这么想……所以，科胡特那句话尤显珍贵——不含诱惑的深情。这个境界太高，而我们需要在看似平常的情境中，发现并相信真情存在。关键是真自我与假自我。用假自我建立关系的人，会觉得，自己是假的，自己以此构建的关系也是假的，因此想毁掉这一切。但对方却未必假，对方可能拿出了真心，并投注了真感情。并且，真自我与假自我，并不是这么绝对。当你用假自我行使诱惑时，真自我也同时存在。譬如你可能会陷入其中，以假开始，却真真实实地把身与心交了出去。关系中，“我”与“你”互为镜子，我想从你的这面镜子里，看到我是好的，当对此没有信心时，就会通过讨好、性感、权力、依赖等方式，诱惑对方对自己好。但真得到时，我会怀疑，你对我的好是假的，因我本来就是假的。所以，我们必须勇敢，拿出真实的自己，去投入到关系中，我们也必须有耐心，给对方自由，信任对方的自发反应。真爱，必发生在“我”与“你”的自发反应中。爱，就是“我”与“你”相遇，只有真实，才能相遇。但是，假若我觉得“我”是坏的、黑的，那么，我会惧怕与“你”相遇，不然你看到“我”的真相怎么办？甚至是，我虽然渴望着与一个“你”相遇，但我由衷怀疑，作为一个爱者的“你”存在吗？但，真相遇时，“我”与“你”都被照亮，并发现，我就是你。另一个类似故事是，一位女士回顾她十几年的婚姻说，在这场婚姻里，没有一天我是不使劲的。开始是拼命付出，对他和他家人百般好。等关系出现危机后，又努力反省自己，改变自己。但爱，却渐行渐远。或许，这个故事的关键是，太使劲的爱，有这样的逻辑：我对你这么好，是为了向你显示我有多好，而你得通过爱的举动证明，我的确是好的；如你不承认，我就会有不满；于是，对方失去了存在不满的空间，并感觉自己被绑架了。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我要向你显示，我是好的；而你必须给出证明，让我确信，我是好的；否则，我就觉得自己是坏的，转而觉得你也是坏的。这一逻辑的反面，有两种境界：一、我觉得我是好的，所以无须证明，我对你好，但不期待你如何回应我，也不控制你；二、我接受我有坏的部分，甚至喜欢这份坏，所以不装自己有多好，所以你也不必装。很多旷世恋情，都是太使劲，因而有点不对劲。譬如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旁观者津津乐道，但林徽因却不为所动。譬如，一年春节，广东北部大雪，很多回家的人被阻断在韶关附近的高速上，一个深圳的男人，步行去找他喜欢的女孩，要给对方帮助，结果对方不为所动。他的故事，既感动了一批人，也有相当一批人觉得他不对劲。这种不对劲的感觉是对的，因为我太使劲，势必要换取你的一些东西。至少，太使劲的话，会导致压力，让两个人都不自在，对方感觉到被束缚。同时，如果你太使劲，也会觉得，这份看似感人的旷世恋情，是人造的，而不是自发的，所以不真实。太使劲去爱的深层逻辑是：我觉得我是坏的；为了掩饰我的坏与黑暗，我走向反面，表现出好，以此向你显示，我是好的；你是我的镜子，我渴望你这面镜子照出我的好，即你接受我，以此证明我果真是好的。爱，就是为了这么个目的。但是，为什么要绕这么一个弯呢？为什么非要别人证明呢？为什么你不能直接看到自己的本性，并拥抱它？本来，你对“它是好的”的这种感知，有赖于镜子的认可，那你为何不做这面镜子……想通这个，忍不住跑到天台上，舞蹈了一会儿。需要澄清的是，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逻辑游戏，关键是，今年的一系列治疗中，我碰触到了自己内心的所谓本性，它着实吓着了我。本能地，我一如婴儿，期待这份本性，在一个好的关系中被认可被接纳，但我突然明白，我干吗不直接认可它拥抱它！最简单的表达则是，人性自身即是答案，生命自身即是答案。宋明理学宣称“存天理灭人欲”，而王阳明则在龙场证悟到，天理即人欲。也是一个理。人都从合一的能量之流中而来，但它不断从人的感知与头脑中发展出种种复杂的二元对立。这些复杂的二元对立，需要被理解，被抽丝剥茧地一一认识到，而后不带二元对立地，看到这股生命之流。这就是我目前找到的答案。后记在本书的序言中，我讲到，21年前，我给自己出了一道题：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的“人”，其实是中国人，更是我自己。今年，我给出了一个正式的答案——《巨婴国》这本书。曾有一个感悟：一切美好的事物都需要很多踏实的细节累积而成。所以，真正的好东西，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本书，虽然还称不上非常满意，但它的确是由我21年来很多踏实的努力，累积而成。当年，给自己出这道题时，觉得最方便的解题方法是，做一名心理医生，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事实也证明，从年正式开始的心理咨询工作，对于我写出这本书，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差不多每年，我都有一千个小时的咨询量，所以从年到年，我累积了将近一万个小时的咨询量。其中，深度咨询，即长程咨询，起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还保有三十来个来访者，咨询的时间，大多数都超过三年了。三年看似很长。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不安与内疚——这么久，还没有让来访者发生剧变，我是不是水平太差，还在坑钱？但个案经验累积多了，我会发现，咨询常常是，满一年时，来访者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格变化。满三年时，我和来访者的关系又会进入一个新阶段……后来也发现，那些最有冲击力的人性经验，也的确只有在充满信任、稳定而结实的咨询关系中，才能很好地呈现。这些长程的个案，也确实展现了很多深度的、不可思议的人性，这在极大程度上帮助我理解了“中国人”与我自己。很有意思的是，逐渐地，我发现自己能读懂诗了，也能发现当代艺术的一些“美”了，这都源自对深渊深处的人性的理解。这些理解，也是《巨婴国》这本书能写出来的关键所在。所以，要特别感谢我的所有来访者们，尤其是那些长程的来访者。在长时间的陪伴中，既是在疗愈你们，也是在疗愈我，更是深度碰触我们共同的人性。曾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在一列火车上，对所有人的故事都充满好奇，恨不得在这一次旅途中，将所有人的生活都体验一遍。醒来后，我想，我对别人的故事那么好奇，是不是忽视了自己的生活？也的确，我现在还没结婚、没孩子，虽然买卖了三次房子，但直到现在，才有了一套令自己满意的房子，不过还未收楼。这是一个问题，但同时，对所有人，特别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充满浓烈的好奇，也是我的一个特质吧。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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