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百姓为刍狗是不仁之人（随笔三篇）
湖北官场换人是一件非常及时的大好事情。
这么一说，感觉我这人有“落井下石”之嫌。其实我可以选择保持沉默，沉默就是不添乱。加之网络上说得也比较多了，没必要再哆嗦。在此要特别说明：我只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此时的心境，谈不上为国献计献策，更不是批评与反思的技术性论文。请允许我从老子道德经的一段话开始这篇小文的叙述：
道德经里说：“无为而治，以万物为刍狗”，这句作宾语，“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句为主。他所谓的“圣人”，是指当权者。所谓刍狗，乃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形，祭祀完便抛弃了。老子的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当权时统治者与老百姓关系的实质。
“无为而治”，其实是一种施政方略。核心意思是：“简政”，不应以诸多繁文缛节扰民。纵观这次武汉疫情，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官场照样天天开会（疫情初期的两会），照样时时发文。一个发，一个接，这就占去了两个人，加上安排部署等环节，哪还有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去到疫情现场督促落实呢？设想疫情当前就是在前线打仗，时间上允许我们一再坐下来发文和开会指挥吗？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次疫情最根本最实质的问题就是先期的隐瞒，导致后来的不断扩大和感染。越到后来，武汉和湖北的领导根本无法收拾场面，用两个词来形容叫：混乱不堪，乱了方寸。
再把问题置换回来。当初医生们发现这个新冠肺炎（那时还不知道这个病毒的名称，只知道是很厉害的传染）有感染并及时上报时，你们为什么要一再隐瞒？还将公布的医生一一训诫？最可笑的是，你们将情况上报中央电视台，说什么是民间在散布假消息，纯属谎言和谣言。如果你医院去看看这个检验结果，并与医生讨论一下如何防范病毒，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严重的后果。可是，这世上哪里会来什么如果，没有。眼看苍生受尽病痛的折磨或去世，医院人满为患，眼看纸包不住火，才勉强行动起来。
这个勉强，就有把百姓的生命当刍狗的意思，尽管主观上不是这样。但领导的失职失责、不作为、乱作为，从而导致人员和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难道可以称“圣人”？肯定不是。老子讲的“圣人”，就是为官者要“为腹不为目”，就是要实事求是，但求温饱，不尚浮华，不作淫乐无度的追求；他讲的“圣人”，就是要有一颗平常心的正常人，无奢靡之欲，甘守俭朴之风，把老百姓的生活及生命放在第一位。
相反，那叫不仁。甚至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就是千古罪人。免职算是轻得不能再轻了，骂你“王八蛋”（原谅此话有点粗鲁）算轻了，你还可以活得无所谓，还可以没有忏悔之心。
当这个庚子年的春天过去，当疫情阻击成功，当我们都安静下来后。我相信法律和正义的审判席上一定不会缺少这些失职失责的官员。
说说疫情中的医护人员
央视新闻报道：全国抗疫医护人员感染例，牺牲7例。这个数字虽然只占到总感染人数的3.6%，但因为他们是医护人员，在祈祷和祝福的同时，又特别让人担心。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不顾生命安危、服从组织安排、或自愿申请到抗疫一线去。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最值得我们学习和致敬了。他们在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他们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够遏制住疫情蔓延的势头。
这多么像打仗啊（抱歉，我从过军，老提“打仗”一词），一批批的战士冲锋，倒下；再冲锋，再倒下；再冲锋……直到将敌人击退，收回失地。
这让我想到《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上的采访片断：一个护士，中学尚未毕业就上了前线。战争打响后，她从阵地上背下了十几名伤员，那些伤员和伤员身上的装备，重达二百斤，而她的体重还不足七十斤。她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把那些伤员背下来的。还有一个护士，战时负责给外科医生打下手。手术台上，医生给伤员截肢，她就把那些截下来的肢体往手术室外运。截下来的腿好沉重，她从早到晚往手术室外抱截下来的大腿，把那些大腿排列成一排。她累，她哭。她想，将来她结婚时，俄罗斯怕找不到还有健全大腿的男人。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众多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性而写的。作者写出这些，是告诉人们，战争使女性没有了性征，这些娇小的美丽的姑娘们，把青春把美丽甚至生命丢在了战场上。她们的牺牲，是为了消灭战争，让世界永远没有战争。这同时也给我们人类启示与教益。
同样的场景，切换到武汉和湖北抗疫前线：钟南山院士已经八十四岁高龄了，他在第一时间就奔赴在抗疫第一线。换作是我们平常人，八十四岁了，是个什么景况？我们可以看看身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就不难得出结论。此时用一句诗来褒奖他一点都不过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惠，一个年轻的护士。武汉疫情暴发后，她主动放弃过年的时间，医院上班。她用行动证明：灾难面前，没有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她心中涌动的是信念与勇气。
甘如意，23岁。四天三夜骑车、搭车辗转多公里，拼了命也要回到一线。
吴小艳，29岁。刚踏上回乡的火车，听到号召，她立刻下车返回武汉。
张美玲，22岁。鼻骨骨折却推迟手术，“虽然很疼，但穿上这件衣服我就是战士。”
……
她们是许许多多抗疫英雄中的一员。还有数不清的白衣骑士如潮水般策马奔腾。我相信时间的晨光会打开黑暗的门，待春天结束时我们起身，一起踏上被照亮的道路。
马尔克斯曾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记住的日子。”让我们记住这些医生巨大的付出，让我们记住这些美丽而又勇敢的白衣天使。
文学在灾难面前的作用
疫情发生以来，一些作家拿起笔歌颂，一些作家拿起笔批判，这都没有错。要说错在哪里？我认为就是不要故意炒作。
文学有什么用呢？谈这个观点之前，我首先引用一下英国作家（年诺贝尔文学奖）多丽丝.莱辛曾经说过的话：“现在英国高学历的野蛮人越来越多。这些人有硕士、博士头衔，他们懂得最精密的科技，但他们没有感情，他们冷漠。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不读文学作品。”这段话是老人的铭心之语。
此时此刻，许多人都会抽空在手机或电脑上刷文学作品：有报告的，有传记的，有诗歌的，有散文的，有议论的，有小说的；有现场的，有空想的，有伤感的，有挑刺的，有反思的，有褒奖的，有批判的。一部分年轻一点的，一看到批判性的文章，立刻就脚跳三尺高，立刻就开骂；一部分稍年老一点的，一看到这些文章，先是理性十足地评论一番，然后再理性十足地倔强起来。更有少数党员干部，只要是批判性的文章，都统统转发。好像不转给全民和中央领导看见不甘心似的。一些文章本身有违人性和道义，但传播率之高，实在令人堪忧。实质问题不在读者，读者没有错。
村上春树去耶路撒冷领奖时在演讲中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而那里有一撞就碎鸡蛋，我将永远站在蛋一边。对。不管墙是何等正确，蛋有多么的错误。”这个蛋，当然是代表平民或者说弱者一方。我同意他的观点。一个作家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如果老站在高墙一边撰写作品，那肯定没有多少价值。问题来了，一个作家在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时刻，一味去揭露阴暗面，这个作品价值又有几何？当然，一个正常的社会，要允许有批判的声音。都在唱赞歌，都在批判，证明这个社会毛病不轻。
这就要求作家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了。一些作家提倡不要谄媚的作品，一些作家提倡要有赞美的声音。看似好像一对茅盾，实则不然。这是依据个人写作立场和观点出发，双方都是为国家为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书写。拿到现实中，这个书写当然就会参差不齐。比如前段时间有人写出平庸的诗歌；有人写出《你走了，带走一张训诫书》的文章。等等，不一而足。这种书写同时带有故意炒作的成分，后来被删除。不管怎么说，这些文字都是带有毒性的：文字毒品。
有许多比较现实而又客观的作品。我个人认为，这种作品才是一个光明社会的福音。理性十足，宏观及微观建议得当，技术含量高。许多文章的每一个句子都像是经过雕刻的珠宝——闪闪发光——又极大地鼓舞着我们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我们每个公民都站在客观的立场想一想就不难看出，虽然个别官员不称职，甚至渎职，但不代表整体。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及时地作出调整和部署；各省市火速以人力和物资支援武汉及湖北；火神山、医院在十来天建成。还有许许多多的抗疫感人故事。这不充分说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吗？这不充分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顽强的品质吗？难道一写赞美就叫“谄媚”？那人间的美好在哪里呢？
如果这个世界的文章到处都是谩骂、到处都是责怪、到处都是冷漠、到处都是寒冷和死亡，传递给我们的还会有亲情、友情和爱心吗？
反之，让我们都在文章中看到这个世界的阳光，有春天，有笑脸，有鲜花，有泪水，有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包容，这个世界一定很美好。
因为这个世界有文学。
（本周的程勇，他是一个喜欢自言自语的人。下周呢，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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