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专业酒渣鼻医院 https://m-mip.39.net/czk/mipso_8598818.html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所谓“玄”，即《老子》所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谓。西汉杨雄也讲“玄”，他在《太玄·玄摛》中说：“玄者，幽摛万类，不见形者也”。魏之王弼在《老子指略》解释道：“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以《老子》的“无为”之论，《庄子》蔑视礼法的态度和《周易》的神秘主义合为主旨。《颜氏家训·勉学》篇说：“《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老子》又称《道德经》，《庄子》又称《南华经》，此二书又被称为“玄宗”。玄学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玄学是在东汉末年经学衰落之际，抛弃了天人感应之论，冀以清谈和思辨裨补注经繁琐等阙漏，以自然为本为体，以名教为末为用，探讨本末的有无，即宇宙的本体问题；对此哲学目的，又以“得意忘言”为方法，以辨名析理为其思维形式。由是而成为一整套哲学体系。在晋元嘉16年国家开设五馆中，玄学馆为其中之一，这也标志玄学的确立并为朝廷认可。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所载：“元嘉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玄)置王(弼)，意在贵玄(学)，事成败儒(《南齐书·陆澄传》)”。这说明南北朝时代，王弼的玄学，已经取代了郑玄的经学了。玄学大体上分为三派：以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为代表的玄理派；以王衍为代表的清谈派和嵇康、阮籍、“七贤”、“八达”等名流的狂放派。玄学的思潮还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糅合儒道佛的新时期，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泛浸及医学，其自然主义的养生观、其重术尊方的发展理路和“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等等，都与玄学的影响有关，这也促成了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医学的自觉自为的特征。一、士人尚医及养颐尊生魏晋时代是崇尚精神生活和重视养生的时代。远在汉末，文士对经学厌烦，学人集萃于京师洛阳，始开游谈之风。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之后竟相祖述。曹魏之时，鼎革骤变，殊杀异己，名士饮酒避祸，拒绝臧否时政，而游谈戏论玄理，时人谓之清谈。晋灭吴统一全国以后，国无战事，门阀士子们又耽于宴乐，他们尊老庄之学而置经书于不顾，蔑弃礼法，以纵酒昏酣谓之放达，且举世人仿慕之。马克思恩格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魏晋士人尊内心而轻外物，追求洒落放达填补空虚的世风，玄学乃是魏晋时代的主潮。在卑视时政和空谈的同时，又把平生寄于养生。当时的旺族世家、清流子弟，仅凭其门荫，便可平途进取，坐致公卿，故大多数世家中人多摈绝庶务，甘愿退隐山林，以诗文画乐相酬，或研习医术或服石炼丹，常与道士往来，追求生命的愉悦。诚如范文澜《中国通史》所言：“东晋南朝，士族多精医学”。如皇甫谧、阮炳、范汪、殷浩、殷仲堪、孔熙先、葛洪、陶弘景等上流名士，他们的医术除医著有载之外，也见于史书和艺文，如《世说新语·术解》记殷浩“能妙解经脉”，并一剂治愈百岁老人的痼疾；《晋书》中记载殷仲堪能“躬学医术，究其精妙”及羊欣善医术，撰药方数十卷等。又如刘宋之孔熙先善疗病，兼精脉理等等。魏晋以降门阀士族相沿，此期在医学界也始出现了医学世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自序》中就提到当时的门阀医学事迹：“其贵胜阮德如(炳)、张茂先(华)、裴逸民、皇甫士安(谧)，及江左葛稚川(洪)、蔡谟、殷渊源(浩)诸名人等，亦并研精药术；宋有羊欣、王微、胡洽、秦承祖；齐有尚书褚澄、徐文伯、嗣伯群从兄弟，治病亦十愈其九。凡此诸人，各有所撰用方”。医学世系家族的情况在《南史》、《北史》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述，如丹阳徐氏(徐文伯、徐謇兄弟及徐文伯子徐雄，徐雄子徐之才等)，阳平李氏(李亮及其子李元孙等)，吴兴姚氏(姚菩提及其子姚僧垣等)，高阳许氏(许奭、许澄父子等)，丹阳陶氏(陶隆、陶贞宝、陶弘景祖孙等)，陈郡殷氏(殷浩及侄殷仲堪等)，清河崔氏(崔彧及其子崔景哲等)，其中有些又是道教世家，如丹阳陶氏、陈郡殷氏、清河崔氏等，此等世医现象延泽至宋元明清，为世界医学史上罕见之史迹。魏晋玄学促进了医学养生理论的发展。玄学家们重视养生，畅论养生之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总体上轻视理论，但在养生方面却一枝独秀，其理论比汉以前更深遽系统当时的名人如嵇康、张湛、陶弘景、颜之推等都有养生著述。如嵇康著《养生论》，张湛著《养生集要》，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养生篇》等。玄学以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为目标，用抽象的哲理和感情以达到对无限的体验为养生的理论基础，超越了《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养生理论，把养生之术发展为养生学或养生文化。魏晋时代的养生学特点有四：任性自然。即遵循自然规律而养生。玄学以无为和自然为万物本源，养生也讲无为和自然。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主张顺其自然而养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又在《养生论》中主张，合天地之理，要从微处着眼：“措身失礼，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仰观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纵闻养生之事，则断以所见，谓之不然”。对养生抱有信心，即如曹操《黾虽寿》所说：“养颐之福，可得永年”。守一养和。即“守之以一，养之以和”。《老子》以一为道，是万物的本根，如在《三十九章》所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其和为和顺谐和，即《易传》“保合大和”之谓，也要像做羹或音乐一样调和，收相反相成之功。在养生则按自然的规律，调和人与环境，调和起居、行动、饮食等，强调要弃厚味、饮清泉、浴阳光、节色欲等，和理日济同乎大顺。清虚养神。玄学家提倡的养神之法本于“清虚无为”之说，又在形神颐养中，重神理而遗形骸，在养神中提倡回归自然，并使养生手段娱乐化，使养生丰富多彩，玄学家追求远离现实游逸的生活，倘徉山水，琴诗自乐，以“不与时务经怀”的“萧条高寄”，为“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把郊游、音乐、琴棋、书法、绘画等作为养生手段，通过养神而奏功。葛洪又提出：“夫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延驻于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日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诅嫉”。除此六害主要是强调活淡确保养神。寄用丹药。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家、养生家相信辟谷可以养生，服石可以益身，炼丹者可以炼制出长生不老之神丹。如葛洪说：“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他本人致力于炼丹。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历代以来服石炼丹最兴盛的时代。此术之开展与风行，对于科技的走向而言虽然步入误区，但也有不虞之巨获。嵇康在《养生论》中曾为吐纳服食提供理论依据，他说：“呼吸吐纳，服食养生，使神形相亲，表里相近也”。在这方面玄学理论与道家炼丹术互相映照，把养生方术化。晋初道家杨泉就把元气理论引入养生，他在《物理论》中说：“谷气胜元气，其人肥而不寿；元气胜谷气，其人寿而寿。养生之术，常使谷气少，则病不生矣”。元气胜谷气之论，提供了辟谷的理论基础。又据《易传》：“同声相应，同类相求”之论，认为五谷虽然可以维系生命，但五谷本身容易腐朽，食五谷之人身也会腐朽，固尔应当辟谷。玄学家与道家都深信“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便以服用“五石散”和丹药之类为“长寿”手段。五石散由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五药组成，士人认为久服可以“心加开朗，体力转强”，皇甫谧、嵇康、何晏等人亲自实践。服后身体烦热，必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故尔又称为“寒石散”。此方源于战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引扁鹊之语说：“阴石以治阳病，阳石以治阴病”，传中记载了“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散服之”。《针灸甲乙经·序》中有张仲景见到王仲宣时说：“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愈”。但魏晋士人服五石散还旨在作为欣快兴奋剂之用，其人服后发热，神志亢奋坐卧不安乃至癫狂，要宽衣解带行不停，即造成“石发”、“散发”的中毒症状，故又称此药为“行散”。《巢氏病源》曾引皇甫谧的话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援。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众人喜于近利，未睹后患。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说明当时服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其实，服石不仅无助于健康，反致短命早死。《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言道：“服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也说：“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此为魏晋养生术之误区之一。炼丹术是魏晋丹家炼出“长生不死药”企求长寿的另一手段，同时丹药还有“点石成金”之效能，以获得更多的金银。在玄学倡养生服石的风潮中，医学家们也把炼丹术趋之援用于医学。中国炼丹术起源最早，《史记》中就列举了燕国有宋无忌、正伯乔、充尚、羡门子高等炼丹方士，后经秦汉两代，炼丹术遂益形成发展，并广泛传播。又有自炼精、气、神的内丹派和以丹砂烧炼的外丹派，虽然目标幻臆不能企及，但可堪为中国古代化学的嚆（hāo）矢。晋代葛洪、梁代陶弘景等人，把炼丹活动转向医药领域，由此创新了中药丹剂的新剂型。葛洪与陶弘景均有自成系统的炼丹理论与实践。葛洪把炼丹和炼金综合起来，称为金丹术。他说：“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入土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抱朴子》)”。陶弘景主张：“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众法共通”。既炼外丹，又以导引、吐纳、辟谷、房中为法倡炼内丹。外丹可分为升、降、烧三种方法，其药物组成不外硫化汞、氯化汞、氧化汞三种类型，历代以来炼出了大、小红升丹、白降丹、太乙紫金锭、龟龄集、三仙丹等著名丹药，还形成了“丹道医家”(简称“丹医”)或丹鼎派的医学流派。此外，在炼丹的同时，还发明了火药、指南针、镀金术、陶瓷、颜料等品物。其内丹的炼法，从南北朝至隋朝期间，形成了系统的气功理论，称为内丹说，也是中医学保健养生康复的一种有效手段。二、自觉自为的医学时代晋自隋唐是中医学理论奠基后的常规发展时期。魏晋玄学时代，其文化呈现出两汉所未有的活泼多姿、清新洒脱的局面。此情势下，医学也疏远了唯经所是，更致力于发现和创新，各科并重无所偏执，超越框架，按医疗保健的认识规律发展中医药学。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脱离了经学思想的束缚，是一个自觉自为的医学时代。魏晋时代之医学风气，和当时文风一样，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医学纳入经学轨道以后，重要医学著作也称之为经，如《内经》、《神农本草经》，仲景之伤寒著作只敢称“论”，《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魏晋时代，“博士家法，遂成废弃”，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而范宁之《公羊集解》敢言《春秋》三传之失，指质杜预注之《左传》、何休注之《公羊》有失，不私于《谷梁》。至南北朝时，研习经典者效法佛家解经，在注上更加义疏，对经疏通证明。这表明，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是学术思想之进步。魏晋南北朝之医经研究也如是敢于打破章句，自注新经或疏解经文。如晋之王叔和搜罗《内经》、仲景及华佗书、《四时经》及托名扁鹊、华佗之书，摭拾群编，撰成《脉经》一书，其脉法吸收《难经》独取寸口，以功能论脉象的理论，虽有玄学思绪，但揭橥了24脉的规范化。晋皇甫谧撰《甲乙经》，打破汉儒徒守一经之习，把《黄帝内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重新编次，删繁去复，分类合纂，自亦称经。齐梁时的侍郎全元起诠注《素问》，虽依章句之例，但从唐代王冰所引的遗文，可见其中之疏义和发挥，且敢名书为《素问训解》。以上均表明魏晋南北朝医家对待传统理论的超越态度。正如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序》中所言：“世俗苦于贵远贱今，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踰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他又在《抱朴子·钧世》中，同样批判了盲目崇古的风气，指出今胜于古。这正显示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医学家的创新精神。魏晋玄学的思辨玄想和有无本末体用之辨，也影响了医生们的思维方式，由是临床家们推崇“医者意也”，以至流行长达千年之久。《庄子·天道》言：“语之所贵者，意也”。《内经》中也曾多次提及临证中要重视发挥“意”的作用，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讲“以意和之”，《灵枢·病本》言“以意调之”。东汉名医郭玉也言：“医之为言意也，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但以意论医直至王弼盛论“得意忘形”、“得意忘象”之后，“得意”之论才在医学著作中大为张扬，并成为医生们临证思维之要枢。魏晋时代，玄学家以“得意”、“越名任心”与“任内心”，其处世立说“一任其意兴之所至，而无所屈”(钱缪《国学概论》)，“得意”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同思维方式。如魏晋以后著述多言医者意也。晋·程本《子华子》言：“医者理也，理者意也”。南朝刘宋陈延之《小品方》也说：“亦云医者意也。便宫中相传用药，不审本草药性，仍决意所欲以加增之，不言医者意也为多意之人，意通物理，以意医物，使恶成善，勿必是治病者也”。在陶弘景的著作里，则几次论言“医者意也”，对此唐代医学家王焘在《外台秘要》中评述道：“陶隐居云：‘医者意也’。古之所谓良医，盖以意量而得其节，是知疗病者，皆意出当时，不可以旧方医疗”。玄学家们把《庄子》的“意”视为超越法度，这种意识在医者即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悟性而升华为创造思维的意蕴。“医者意也”由是而成为医家的名言隽语。直至元代朱丹溪著《格致余论》，以“格物致知”为诊治的认知过程，医学家们才对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又重视起来，进而演成为辨证论治。魏晋南北朝时代学人的个体自觉和医学家们重“意”的思维方式，促成各科并重多元发展的医学格局，也加速了学科分化。《内经》促进了内科和针灸学的发展，然而所宣称的“粗守形，上守神”(《灵枢·九针十二原》)及以功能概念论藏象的人体模型，难以推助外科治疗体系的开展。但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临床外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三国时名医华佗在服麻沸散的麻醉下进行肠吻合术，晋代唇裂修补术已达到相当精巧的水平，外科医生可开肉锯骨做截肢手术(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在骨科方面，葛洪创立了以夹板固定治疗骨折，《肘后方》记载了以手法整复治疗颞下颌关节脱位，《小品方》还论述了切开复位法等，史籍记载这个时代的医家多擅长外科手术，第一部系统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也在此期问世。此书为晋末刘涓子著，因托名“黄父鬼”所遗，故名“鬼遗方”。后经南北朝时齐人龚庆宣整理编次，于公元年成书，书中介绍消毒方法，重视手术技巧，叙述脓肿切开针烙引流等术，内治外治结合，为后世外科“消、托、补”三大法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眼科和耳鼻喉科等都日益完备，并向技术化和专科发展。《晋书·景帝纪》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但因遭敌方进袭，“惊而目出”，手术失败。《梁书·鄱阳王恢传》和《北史·张元传》都记载金针拨白内障的手术。《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陶氏疗目方》5卷，甘濬之有《疗耳眼方》14卷及《痈疽耳眼本草要钞》9卷等，其中《陶氏疗目方》是首部眼科专著。从皇甫谧《甲乙经》记述耳鼻喉疾病针灸疗法，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的耳、食道、气道异物治疗等，均表明当时对耳鼻喉科疾病已有了深入的认识。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医学分科有小儿科、产科、妇女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疟疾、痨病、癞病、软脚病、饮食法、养生术、男女交接术、人体图、兽医科(马牛驼骡)、印度医方等科，足以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代医学分科发育之成熟完备。此期间医生们的疾病观念也平正而全面，如《梁书·陶弘景传》记“弘景为人，圆通谦谨”，圆通即融会贯通而不偏执。当时的内科医生既探讨病，也审视证。《肘后备急方》最早记载了天花(称“虏疮”)，又发现了恙虫病(称“沙虱病”)及马鼻疽等传染病及外科干湿性坏疽病、内科脚气病等，从发生到转归系统地论病。同时也注重一个时限内病的特征，王叔和《脉经》“百病根源各以类列相重，声色证候靡不赅备”首创“证候”一词，陶弘景在《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具论诸病证候，因药变通”，又加以强调。后南齐褚澄在《遗书·除疾篇》也曰：“除疾之道，极其证候”，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家们对病与证同等重视，无所偏执。导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外科和手术技术进步的原因有三：一是玄学的开放意识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冲击，医学家们反对尊经崇古，对不毁伤形体的“全形”孝道观敢于突破，又经过“王弼扫象”的易学变革，医家也不重视藏象而重视形体，倡以外科手段治疗相应疾病。二是在中外学术交流中，吸收了域外手术技术。东汉之际，随着佛教东来，印度医学也传入中国。陈寅恪《寒柳堂文集》中记载：“东汉安世高译，捺女耆域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诸奇术，如治枸弥长者子病，取利刀破肠，披肠结处；治迦罗越女家病，以金刀破其头，悉出诸虫，封著瓮中，以三种神膏沧疮，七日便愈”。从魏晋至南北朝，印度医家耆域、龙树的事迹与医术典籍均传入中国，对外科和眼科的进步卓有贡献。其三是频繁的战争为战伤外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机会。魏晋南北朝年间，战事频仍，战伤多见，除随军医生外，民医也常接受伤员，致使骨伤科最早分化为专科，并有专著问世。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确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自觉自为的医学时代。三、崇尚方书又杂糅佛道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医者也崇尚博大，标举方书。佛教讲四百四病有四百四方，受此影响，医家也以为，每一病必有一对应之方，其方剂的机理又至为玄秘，故医家重视博考众方，精求妙药，致使魏晋南北朝在医学史上，是盛产方书的时代。其方书不仅限于世医之方书，还有佛家与道家的方书，其方书最为丰富多彩，是这个时代医学特点之一。汉代医学流派，除房中、神仙外，主要有医经和经方两大流派。魏晋以降，医家不重视继承医经的理论研究，此方面研究者门可罗雀，除按八卦模式提出了小儿变蒸学说外，理论建树不多。医家把搜集方药编纂方书视为创新点，此风直至宋代初叶。《隋书·经籍志》曾记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诸多方书，有：《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吴普撰《华佗方》十卷，皇甫谧、曹歙《论寒食散方》二卷，李当之著《李当之药方》，殷仲堪撰《殷荆州要方》，陈延之撰《小品方》，范东阳撰《范东阳方》，葛洪撰《肘后方》，秦承祖撰《秦承祖药方》，徐叔响著《杂疗方》，徐文伯、徐嗣伯著《落年方》，徐之才著《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褚澄著《褚澄杂药方》，陶弘景著《效验方》等等。养生、炼丹和搜集方书，使得医家们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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